第二节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全党整风是八大提出来的。早在1956年11月，中央召开八届二中全会，以当时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事件为鉴戒，强调在兼顾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同时，必须警惕和防止干部特殊化和脱离群众，并决定1957年开展全党整风。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由于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地位，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制的方法对待群众，因此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整风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

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后，全国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文化艺术单位的党组织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在党组织召开的各种会议上，党内外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了大量的批评和建议。党衷心欢迎广大党外人士和党员群众的善意的批评和建议，诚心诚意地希望通过整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包括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克服党内不良倾向，加强党和人民的团结。

然而，在整风过程出现了复杂的情况。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大辩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公然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极力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这种情况引起了党的警惕。党中央当时决定，放手让错误言论发表，原样地在报纸上报道，暂时不加批驳，以便暴露其反动面目。就是说，党从原来不主张“大鸣”、“大放”，改变为主张“大鸣”、“大放”，叫做从右派手中把这个武器接过来。这样一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高等学校和党政机关中迅速蔓延，人为地加剧了全国性的政治紧张空气和不稳定状态。

5月15日，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变化》一文。它标志着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运动的主题开始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9日至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工人说话了》等社论。民革、民盟、农工民主党、民进、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纷纷召开会议，批判右派言论。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猛烈地开展起来了。

1957年5月20日，中共丹棱县委遵照省、地委关于整风的指示和部署，就全县的整风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初步意见。县委认为，必须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精神，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和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两个报告为思想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主题，在全县党内开展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使全党从思想上提高一步，以适应目前大变动时期的新任务”。提出运动拟先领导（区级以上党员干部）后一般党员，分层次分步进行，三个半月完成。但是，运动尚未在全县展开，中共中央于6月8日发出了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特别是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发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讲话后，丹棱县整风运动的主题即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全民整风和反击右派。

1957年8月1日，丹棱县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首先在县级机关展开，县委建立了整风领导小组。县委第一书记薛恩德、书记赵成富分别任正副组长。县委设立整风反右派办公室，统一领导和组织全县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县级机关按工作系统划分为9个小组，每个小组由一名县委委员负责，以小组组织开展运动。县委分别于8月7日、8日、9日和10日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县级机关部分干部召开座谈会，帮助县委整风。县委第一书记薛恩德、书记赵成富、县人委副县长杨双仪分别出席和主持了这两个座谈会。与会人员就县委执行政策、干部任用、党群关系、干部作风及县委工作等方面提出了意见、批评和建议。9月25日至10月16日，县委召开历时22天有106名县级、部局（科）级和乡镇干部参加的三级干部整风会议。薛恩德代表县委作了动员报告，会议就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粮食统购统销、工农关系等问题开展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并对个别干部进行了揭发斗争。会后，全县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很快掀起了高潮，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迅速蔓延县级机关单位。全县中、小学校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利用当年寒假，集中到县城统一进行的。

丹棱县级机关学校等单位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历时一年，从1957年8月到1958年8月结束。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一）大鸣大放阶段。运用座谈会、小组会、意见箱、大字报等多种形式，放手让干部、群众对党的方针、政策、干部作风等各个方面的问题进行鸣放（即提出批评、意见、建议）。（二）大争大辩阶段。将鸣放出来的问题，分门别类，梳理成条，组织干部、群众相互争辩，分清大是大非，自我教育，自我提高。（三）反击右派阶段。组织发动干部、群众对鸣放、辩论中暴露出来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及其反党言论进行批判斗争。（四）着重整改阶段。针对干部、群众在鸣放中对机关工作、干部作风提出的意见、建议进行整顿。制定整改措施，建立规章制度，改进机关工作，提高办事效率。（五）阅读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即阅读上级文件，召开小型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个人反省，提高认识，改进工作。

丹棱县在机关开展整风、反右派运动的同时，还在农村与基层财贸、工交等系统开展了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遵照中共中央1957年8月8日发出的《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8月22日，县委开始在仁美乡进行社教试点。试点结束后，10月2日县委制定了《关于大规模开展农村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计划》，对全县农村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出全面规划和部署。按照规划和部署，全县农村10个乡开展了历时6个月的社教运动。丹棱县基层财贸、工交等系统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遵照省、地委的指示，从1958年元月开始，至6月全面结束，历时半年。

全县先后参加整风运动的机关、团体、学校、厂矿、工商财贸界职工和城镇居民、农村社员共63562人。运动中，全县共张贴大字报27236份，提意见37560条。

1957年的反右斗争是一场重大的阶级斗争，如果不坚决击退极少数右派的进攻，就会造成全国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但由于在当年出现极少数右派进攻的复杂局势下，我们党对这场斗争估计得过分严重了，对运动的猛烈发展掌握不谨慎，“处理得过了，扩大化了”。丹棱县县级机关、学校、工矿、企业、统战等50个单位，在反右派斗争中错划“右派分子”79名，占这些单位职工总数的5.9%。其中，骨干分子6人，占“右派分子”总数的8.2%。且处理得也过重，逮捕法办4人，劳动教养4人，开除公职12人，以上计20人，占“右派”总数的25.3%；受开除以下纪律处分的52人，占“右派”总数的65.8%；未受处分的仅7人，占“右派”总数的8.9%。1959年后，根据党中央指示，组织上虽为这批错划右派“摘帽”，但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给他们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这批同志既蒙受了委屈和压抑，又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论是对他们个人还是对国家都是很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