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百姓深受战乱之灾

1916年护国讨袁战争结束后，军阀各霸一方，彼此间为争夺地盘混战不休。1918年至1934年四川实行防区制，即大小军阀们以割据的数县或数十县为其防区，统揽防区内的党政军民财文等一切大权，从而形成各自为政的局面。在此期间，为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各地驻军自定政策，实行田赋预征，将本是一年一征的田赋改为一年数征或十数征，并在防区内任意兴捐设税，苛派公债。丹棱地狭民贫，却长期驻有一营川军。他们驻防丹棱期间，除向老百姓预征田赋外（1934年丹棱田赋已预征至1963年），还不时向地方政府索要粮款，县政府则附加于乡，乡则转嫁于民，致使丹棱人民税赋日重，叫苦不迭。

特别是1932年“二刘”（刘文辉、刘湘）大战期间，丹棱人民更是雪上加霜，深受其灾。是年，刘文辉部石肇武旅兵败三次路过丹棱，每次来丹后，他们都要县知事公署缴纳大洋3000元、大米20石，还要百姓为其腾房，每户人家挑水一缸，备柴50斤。如不照办，便军法从事。石部驻扎县城期间，白天官兵们吃喝嫖赌，抓拿骗抢，无恶不作；傍晚则搜走店铺蜡烛，待夜幕降临时砸开民房，翻箱倒柜，无论金银绸缎、细软衣被，见啥拿啥，甚至于强奸妇女。丹棱城内的店铺、商号、民宅遭此洗劫后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

战乱，不仅使丹棱人民遭受劫难，原本不轻的负担更加沉重，而且还让他们饱尝了被抓壮丁的痛苦。无论是军阀割据时期，还是抗日战争和国民党发动内战时期，丹棱每年都有为数不少的平民因无钱缴纳壮丁捐或买通官府、乡保人员而被强征入伍。尤其是国民党发动内战期间，四川这个内陆人口大省成为兵源的主要供给地后，国民党政府为了扩编部队，补充兵员，不断增加在川的征兵次数和名额，更使丹棱人民苦不堪言。据统计，仅1947年9月至1949年10月的26个月中，丹棱征兵的月份就达20个月，全县先后共抓壮丁538人，其中1949年的9月即抓了119人。其抓丁办法也由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免征”改为“二丁抽一”。后连独子也不能幸免。为此，不少家庭被逼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如原城厢镇闵沟的闵忠辅，家中仅有他和母亲二人。闵以种田做泥工维持全家生计，由于家贫三十岁尚未成婚。1945年保长和保队附强行拉他壮丁时，答应给他母亲两石谷子以作生活费，可后来只给五斗就再无下文了。闵忠辅被拉走后，其母一人在家，白天吃无粮食，晚上睡无被盖，冬天只能靠烤火御寒来熬过漫漫长夜。一次她在烤火中不慎引发火灾，将家中三间茅屋全部烧光，只好栖身南门城楼，沿街乞讨过日。后在饥寒交迫和孤独寂寞中死于城楼。又如，原张家乡三保五甲的黄仲全，本来夫妻二人靠为别人裁缝衣服生活还能勉强维持。后为躲抓壮丁，黄仲全离家别妻前往洪雅中山帮人。晚上睡在东家草楼上，一次不小心跌落下来，摔成终身残疾，从此丧失劳动能力。其妻无奈之下跟了别人，黄仲全不久也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人世。在抓壮丁期间，丹棱城乡类似闵、黄二家这种遭遇的家庭还有许许多多，不胜枚举。

长期不息的战乱，高额地租的剥削，苛捐杂税的搜刮，加之盗贼蜂起，匪患不断，造成丹棱农民破产，生产萎缩，经济衰竭，市场萧条，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租啊租，农民头上的铁箍箍；押啊押，农民身上的千斤榨！”“军阀混战，百姓遭殃！”这些发自丹棱人民肺腑的哀吟悲叹，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丹棱社会的真实写照。同时，也道出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推翻不合理的封建土地剥削制度、早日结束战乱实现国家统一安定的强烈愿望。